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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昕:改变那不能接受的,接受那不能改变的

来源:腾讯文化 字体: 发布时间:2018-03-29 20:03:19

   腾讯文化 杨晓林

  “做编辑是我一生的选择”,这是李昕回忆自己的编辑生涯有感而发的一句话。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同样,对于李昕来说也是他走上编辑之路的四十年。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到香港三联书店、北京三联书店,以及现在被返聘的商务印书馆,李昕经手出版约三千册图书,影响、改变了许多图书及作者的命运。

  3月25日,李昕做客北京青年报分享自己的编辑经历。

  李昕:改变那不能接受的,接受那不能改变的

      编辑,被屠岸“一言为定”决定的命运

  1982年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李昕成绩名列前茅,同时还是北京人、中共党员,诸多光环于一身的他可以有很多种选择。此外,校领导极力挽留他留校任职,并许诺他一年后出国学习的机会。但李昕在对自我进行一番考量之后,毅然选择了适合自己的工作——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

  在做了一年的校对工作之后,李昕是当时新晋力量中唯一一个党员,人事处有意培养他为政工干部,一番纠结之后,李昕想到了具有亲和力的领导屠岸。趁着屠岸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李昕凑上前去,向他表明自己想要做编辑的愿望,并许诺三年之后若发现自己不能成为一个好编辑,便主动选择做政工干部。屠岸认真地听完李昕的话,伸出一根手指说:“一言为定”。

  正是这四个字,决定了李昕一生的道路。“不知不觉爱上编辑”、“对好书有激情”、“无怨无悔”这是他对于这一选择的感慨。

  杨义与李昕,彼此生命绕不开的人

  三十多年前,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两尺厚的手稿放在编辑们的面前,想要出版。这是他花了五年时间写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第一卷,50万字。这是令人震惊的。其一,一个默默无闻、三十多岁的年轻人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样的文学史长篇著作,这是史无前例的。其二,在那时候,这样巨大工程的文学史研究一般是由老教授带领着几个年轻学者一起完成的,而他一个人却完成这样的研究是不可思议的。

  在认真地读完手稿之后,李昕和其他几位编辑对书稿称赞不绝,决定出版这套书。于是,他们将难题摆在了领导面前。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套书作为理论著作出版,一定是会赔钱的。然而,领导也将难题交给了李昕。李昕是理论组的组长,领导答应他可以出版,但有个条件,将这一套书变成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而这无疑是更大的难题。

  初生牛犊不怕虎,李昕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名义给国家教委写信并盖章之后,去找了那里的工作人员。之后又联系了权威专家作为推荐人,将材料交给国家教委教材中心。等了半年时间,终于收到了国家教委盖着大红章的公函,这件事儿成了。只看了50万字,就将一套150万字的著作批准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这是莫大的信任和鼓励。这也意味着,此后,这位年轻人的学术道路注定是一片坦途。

  而今,三十年前的这位年轻人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优秀的文学史家”之一,著作已达1000万字,他便是杨义。后来,杨义回忆说,如果当初那套书没有出版的话,他可能就要改行了。

  作者与编辑,杨义与李昕,他们早已成为彼此生命绕不开的人。

  《邓小平时代》,畅销的背后是辛酸

  很少有学术著作像《邓小平时代》这样畅销,“这本书在首发式当天,50万册就已经订完了,一年卖出了88万册,两年卖出100多万册”。然而在李昕细数这些销售业绩的背后,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辛酸和努力。

  2011年11月,北京三联的编辑叶彤有一天来到李昕的办公室,上来就问:“你知道傅高义吗?他有一本写邓小平的传记,你知道吗?”李昕愣了,在那之前他还没听说过这本书。而这本傅高义的作品在美国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和很多政界人士的推荐。商量之后,两人决定给当时负责中文繁体字版权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甘琦联络,表明三联有出版这本书的意愿。

  谁知,得到的回复却是,当时已经有近30家出版社在竞争这本书的版权了,并且是各有千秋,三联想要出版,至少得先报个价。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李昕和另外两个编辑马上写了策划书,考虑到这是一本学术著作,有潜力但不能过于冒险,因此决定首印30万册。同时他们对傅高义相关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做足准备工作。

  第一轮筛选之后,剩下五家出版社,但三联的报价是最低的,总名次排在第二位。第二轮筛选基于编辑设想,最终剩下两家出版社。傅高义是认真严肃的人,他决定用三天的时间进行思考,最终在回美国上飞机以前才决定将版权交给谁。然而,在谈话期间,李昕对这本书所面临的情况以及三联自身的优势进行了详细论述,未等李昕说完,傅高义便站起来直接宣布将书交给三联出版。

  版权不易,审读更难。在对英文版进行翻译、整理的过程中,李昕及其团队收到了相关部门182处的修改意见,动手处理400多处,跟作者交流信件100多封。历时一年,这本书才得以在2013年出版。而那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完全将宝押在傅高义作为学者的善良上,因为最初合同上注明,如果删减过多,作者有权决定不予出版。

  所幸,《邓小平时代》简体字版最终得以与读者见面,并且十分畅销。“这说明了好书也可以是畅销书”,李昕坚定地说。

  “改变那不能接受的,接受那不能改变的”,这是王鼎钧赠给李昕的一句话,同时也是李昕对自己编辑生涯的总结。

  内容来自北青天天副刊讲座青睐,参考文章来自李昕,我眼中的学者杨义、傅高义和他的《邓小平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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